过去11年间，上海R&D（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比例逐年降低，从74.7%降为68.3%；在科研产出方面，上海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速从2011年的30.51%下降到2021年的18.11%；在其他科技产出方面，如科技论文、科技著作等，在过去11年间都出现增幅快速收窄的局面。所有这一切表明：原有科研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快实施有组织科研正当其时。

近来，科技界关于有组织科研的话题逐渐升温。

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在科学完成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这种科研组织形式就已出现在局部领域并逐渐成熟起来。比如，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工程以及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些都是科技史上有组织科研的成功案例，标志着科研从自由探索向有组织科研变迁已经成为大科学时代的常规发展模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科技发展已到一定阶段，加上组织变迁条件日渐成熟，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水平、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正逢其时。

当下，只要给纯基础研究留出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余下的很多领域是可以采用有组织科研的。对此，我们不妨以上海科技的“投入-产出”变化做一个简单分析，探究上海进行有组织科研的必要性以及嵌入路径。

科技发展拐点已至，呼唤新模式提升创新力

在各种科技资源（包括人、财、物、规则等）投入短期内增幅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现有科技资源存量的产出？调整资源的配置结构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具体来说，这种调整通常可有两种形式：同质异构与异质异构。

其中，同质异构适合于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笔者经常用石墨和钻石作比喻，它们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强度天壤之别。异质异构则适合于动态开放系统。各种科技资源本质上是异质的。比如，虽然人才和基金都是支撑科技产出的资本要素，但是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当前正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显然，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大系统，更适合第二种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盘点上海的科技资源存量及其绩效可以清晰发现，上海的科技发展已经达到一个拐点，再按照老的科研发展模式推进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需求，必须从结构改革入手采用新的科研模式。

为此，我们不妨先看看过去11年间（2011-2021）上海支持知识生产的各项科技资源投入的变化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在科技人员投入情况方面，2011年上海R&D人员总数为19.87万，折合全时当量R&D人员为14.85万人年，折合比例为74.7%；到2021年，上海R&D人员总数为34.5万，折合全时当量为23.55万人年，折合比例为68.3%。

所谓全时当量R&D人员，是指报告期R&D人员按实际从事R&D活动时间计算的工作量，以“人年”为计量单位。这个指标是国际上关于科技人力投入的重要指标，可以在国际间进行比较。

造成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比例逐年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现代科技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涉及多方面支持，会有更多的非全时人员加入，通过折算导致总的全时当量比例降低；其次，科研人员实际从事科研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的比例在减少，这意味着科研人员的时间被更多科研之外的杂事占有了，如各种科研之外的会议、社交等，也间接说明单项科研要素的作用在降低，传统的非组织化科研模式出现了明显的效率损失。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上海在除了纯粹基础研究领域外，应该大范围推广有组织科研模式。

在科技投入方面，上海R&D投入强度（占GDP的比例）从2011年的2.99%上升到2021年的4.21%。虽然投入强度已经很高，但可以预期，未来这个数据增幅有限。因此，利用有组织科研模式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科研产出方面，过去11年间上海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速从2011年的30.51%下降到2021年的18.11%。其他科技产出，如科技论文、科技著作等在过去11年间都出现增长幅度快速收窄的局面。所有这一切表明：原有的科研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社会需求，采取有组织科研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举措。

告别各自为阵，形成三大先导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通过有组织科研带来的结构化改革之所以有效，有如下两个原因：

其一，目前上海的科研类型总体上处于巴斯德象限与爱迪生象限之内的科研，这类研究适合于采用有组织科研模式。这里稍作解释：巴斯德是法国微生物学家，他在解决病人由于感染而死亡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细菌致病理论，这种类型的研究被称作巴斯德象限。而爱迪生是美国的发明家，这类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关注现象背后的本质，只关心是否有用，这类研究被称作爱迪生象限。也就是说，目前上海的科研类型总体上处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之内的科研，完全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整合资源，采用有组织攻关，从而形成比较优势；

其二，从科研投入的资本结构（人才、基金、设备等）角度来说，有组织科研可以通过改变科技活动中的各类科技资本的结构，从而实现科研产出/创新的增长。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说法，资本的异质性意味着用途的异质性，用途的异质性暗示了多重专用性，多重专用性暗示了互补性，互补性暗示了资本组合，资本组合形成了资本结构的新模式，从而带来全新的投入-产出比。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经费与设备，这些不一样的科研资本都是用途异质性的。它们之间可以形成互补，通过组织调控实现资本组合结构的调整，进而形成特定的资本结构模式。这就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本地的各种异质性科技资本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实现科研发展的比较优势。如可以通过政策引进人才或者搭建新平台、载体、建造新型科研设备等，弥补自身的不足。

比如，被列入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这些研究领域基本上都处于巴斯德象限到爱迪生象限内，显然更适合于采用有组织科研的发展模式。如果仍然采用过去的“各自为阵”模式，恐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独自完成这类需要多学科、多资源、多人才相互有效合作才能取得突破的工作。

通过组织化手段的多次调适，资本结构会不断地变化、解体和重构，使上海的科技力量持续处于结构有活力的效率最佳状态，进而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新型科研资本结构嵌套模式。这种有组织科研模式，既是研究方式的转变，也是资源配置结构的动态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采取有组织科研的科技领域由于组织手段的运用，将实现优势资源的集聚化，形成知识生产的比较优势，这种新的科技发展路径与模式契合新型举国体制的优点，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把有组织科研与非组织科研之间的能力损失降低到最小。